1916年，北大教授刘半农喜得千金，他却对妻子嘱咐道：“给别人要说她是个男孩！”从此，他们女儿便女扮男装，直到出国后才以女装示人。

看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认为刘半农是典型的封建思想，重男轻女，怕没有面子而对外说生了男孩。相反，刘半农是出于对妻子朱惠无比深沉的爱才做出这个决定的。

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，文学家、语言学家和教育家，曾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，可他的婚姻却是遵守的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

刘半农的母亲经常到庵堂里烧香拜佛，时间久了结识了同样经常光顾此处的朱惠之母。

在闲谈中，她们了解到刘家有一个儿子，而朱家有两个女儿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一来二去之间两人一拍而合，为儿女定下了亲。

在两个母亲的计划中，刘半农将要迎娶的是朱家的大女儿朱惠。刘半农的父亲却极力反对这个方案，因为朱惠比刘半农大了三岁，这在当代很正常，可是那个年代并不多见。

无奈之下，朱家首先让了步，他们更改了婚约，由二女儿朱丽代替姐姐嫁给刘半农。

这本来是一个令两家都能接受的方案，可是造化弄人，不久之后朱丽生了重病，没有第一时间得到对症治疗，很快就去世了。

为了保持两家的姻亲关系，朱家再次更改了婚约，再次决定将朱惠嫁给刘半农。奇怪的是，这次刘父竟然爽快地同意了。

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在正式拜堂成婚之前，男女是不能见面的，因此在洞房花烛夜上才能最终得知对方是否是自己心仪的类型，颇有一些撞大运的感觉。

刘半农却偏偏不遵守这个规定，他多次前往朱惠家门口踩点观察。终于有一次朱惠去河边洗衣服，蹲在大树后面的刘半农看到朱惠模样俊秀，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，便兴高采烈地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朱惠着实被吓了一大跳，赶紧跑回了家里。从朱惠的跑步姿势，刘半农看出来她在裹脚。

受新式思想影响的刘半农深知裹脚对于女子的迫害，回家后他立即向母亲表示，要与朱家沟通协调，不要再让自己的未婚妻受这份罪，反正现在朱惠已经与自己订婚，也不怕嫁不出去。

就这样，朱惠停止了裹脚生涯，只是她不知道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正是自己的未婚夫刘半农所赐。

1910年，两人正式结为夫妻，当时刘半农19岁，朱惠22岁。

婚后两人举案齐眉，琴瑟共鸣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美中不足的是朱惠两次怀孕都流产了，这可急坏了刘半农的母亲。
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为了刘家的香火着想，刘母不断催促儿子纳妾，但都被儿子断然拒绝了。

刘半农是妥妥的“宠妻狂魔”，为了避免朱惠受委屈，他索性不再继续在家里居住，而是把妻子带到上海定居。

在刘半农的悉心照料下，朱惠的身体很快恢复，1916年再次怀孕后经过十月静养，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这才发生了文章开头一幕。

本来朱惠以为刘半农也是嫌弃生下的是女儿，可是随后丈夫的解释打消了她的顾虑。

“我家里人都很重男轻女，如果他们知道生下的是女儿，要么催促着赶紧再生，要么又让我纳妾，因此咱们要把女儿当成儿子来养。”

看到丈夫能够时时处处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，想办法，做决策，朱惠非常感动，她表示一切听从丈夫的安排。

1920年，刘半农要去英国伦敦留学，他怕妻女留在国内没人照顾，便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将她们一同带到国外。

一踏上伦敦的土地，刘半农就为女儿换上了漂亮的裙子。看着女儿高兴得翩翩起舞的样子，他和朱惠内心很是欣慰。

异国求学的这段时间，刘半农白天刻苦攻读相关课程，夜里认真照顾妻女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幸福无比。

后来，朱惠又一次怀孕，这次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刘半农激动坏了，在儿女双全的同时，大女儿即使回国，也终于不用女扮男装了。

1925年，刘半农学成归国。他担心妻子晕船，打听到吃水量大的船只更为平稳，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花高价买了最大船只的票，把朱惠感动得一塌糊涂。

经过留学，刘半农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，同时对于妻子的感情愈发深厚。

回国后他用白话文写下了那篇著名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文章，献给自己的妻子，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。

这篇诗作在极具文学意义的同时，特指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“她”也被创造出来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汉字的意蕴。

尽管出生在晚清，成长于民国，就连婚姻也是封建包办制的产物，但刘半农何其幸运，找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并从一而终，这在那个年代真是凤毛麟角。

细心品读刘半农和朱惠的故事，让我们在这个浮躁喧嚣的现代社会，重拾了对于纯真爱情的向往。